【社科发展大家谈】

  春风吹拂，北京大学燕园校区，玉兰饱满撑开枝头，山桃粉杏堆成云霞，刚抽出嫩黄的柳丝轻轻撩拨着湖光塔影，有学生在花影下翻书、在石凳上沉思，真应了那句“未名湖畔好读书”。

  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寄语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积极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心怀天下事，耳畔读书声。盎然春意中，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邱泽奇。这位从学生时代便一头扎到“发展着的实践”中，用脚步践行“社会科学的落脚点是当下社会”的知名学者，将10年来社会学走在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道路上的铿锵足迹，向记者一一道来。

扎根“中国土壤”，涵养中国学术

  记者：邱老师，您好。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请您以社会学的发展为例，谈谈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发表10年来，人文社科研究有哪些新进展新动向？对此您有什么感受？

  邱泽奇：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10年来，中央和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一系列新政策，哲学社会科学界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把行动和实践汇聚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上来。

  吴文藻先生和费孝通先生曾有一个精辟论断：中国社会学一定是“‘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中’的社会学”。2019年，时值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40周年，中国社会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机构召开了一系列专题研讨会，系统总结社会学“五脏六腑”建设成效；2025年中国社会学年会聚焦“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这一重大主题，开展深入研讨。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已经从早期引介西方社会学理论、开展本土化尝试的阶段，正式转向“主体性建构”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新阶段，已经具备足够的学术底气，立足中国国情，聚焦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炼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概念与理论成果，彰显中国社会学的主体性与独立性。

  最近两年，面对数智社会的发展和挑战，社会学又提出了一系列极具洞见和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如人机边界等数智社会基本问题、人机时代的人类团结、从文化自觉到人类自觉……可以说，在习近平总书记“5·17”重要讲话指引下，社会学界正在沿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道路积极发力、创新发展。

  记者：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诞生于工业革命前后，其框架、理论与知识体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西方叙事主导的。但西方不等于世界，更不是世界的唯一模板。请结合您的治学经历，谈一谈在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我国学者有哪些探索？我们应当如何进行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以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邱泽奇：西方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尤其是近二三百年来，他们探索了人类社会的另一种组织模式；中国则是更加持久的一部分，也是最早为“以人为中心”的人类社会组织模式提供参考的社会之一。现代哲学社会科学诞生和成长于工业社会的演化之中，自然会以西方社会为底本。中国的发展打破了一系列既有的理论解释框架，因此亟须建立更具包容性和一般解释力的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西方叙事”到“中国话语”的转向，我感受尤为深刻。我最初学植物保护，后来被“分配”去教社会学。当我从农业古籍转向田野调查时，深刻意识到西方经典理论面对中国乡土社会常常“水土不服”。中国有着广袤丰博的物产人文、波澜壮阔的现代化历程，从“中国土壤”中，必定可以生长出不同于西方的、能够回答中国问题的中国社会学、能够回答世界性问题的中国学术。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已取得诸多新成果。在理论建构上，从早期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转向基于中国实践提炼原创概念，如经济学的“新结构经济学”、社会学的“文化自觉”“人类自觉”等。在方法创新上，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积极实践混合方法，引入计算方法、人机协同方法，对一些新方法的探索走在世界前沿。在学科建设上，积极迎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挑战，撤销过时学科，新建面向未来的学科，可以说，近5年是中国高校学科专业调整幅度较大的阶段。我国新设置的“交叉学科”门类，为科技创新和交叉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框架。

  面向未来，实现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可遵循三条路径。一是立足中华文明根基做知识创新，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理智慧、社会伦理、思维方式，让知识体系扎根中国文化土壤。二是立足中国伟大实践做理论创新，从改革开放、数字转型、乡村发展、基层治理等鲜活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炼新观点，不做西方理论的“注释者”，争做中国实践的“阐释者”与“建构者”。三是立足时代技术变革做方法创新，主动拥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融合传统田野调查、文献研究与现代计算方法、数据建模，构建兼具人文温度与科学精度的研究方法体系。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回应国家战略需求与人民关切，让哲学社会科学真正服务于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与人民幸福。

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实求知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您也多次提到费孝通先生“志在富民”的学术志向。请您结合学科发展和自身经历谈一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什么要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应当如何坚持“为人民做学问”？

  邱泽奇：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是有历史依据的。中国学术有自己的传统，从留存的诸子百家典籍到如今，这个传统从未中断过，并被凝练成“经世致用”四个字。费孝通先生深谙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传统，“志在富民”正是继承中国知识分子历史社会责任的写照。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就像把家收拾整洁会让自己心情愉悦一样，打理好身边的社会环境是每个人天然的社会责任，也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刻在骨子里的历史根基。家国天下，修齐治平，把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联系在一起，早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社会化内容的一部分，已经无需再问为什么。

  按照这个逻辑，坚持“为人民做学问”在本质上就是坚持为自己做学问，因为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自己也是他人身边的一部分。把自己作为人民的一部分是这份坚守最充分的理由。

  何以“为人民做学问”呢？其实老一辈社会学家早已倡导“从实求知”的学术传统。要扎根中国大地、立足实践需求，通过高质量的调查研究，提炼原创性理论，让社会学研究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展现中国社会学界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服务人民的学术担当。

  记者：社会学也被称为“社会的解剖学”“现代社会的诊断学”，您曾提出“读经典之书、社会之书、时代之书”的治学理念，在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方面，有哪些突出成果，还有哪些不足和问题，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您认为社会学研究如何才能避免“纸上谈兵”，切实反映实践、指导实践？

  邱泽奇：社会学虽被称为“社会的解剖学”和“现代社会的诊断学”，但也正因为其“解剖性”，让它成为一门容易“跑偏”的学问。社会学人很容易把自己同对象割裂开来，站在批判的角度横加指责。批判是容易的，建设才是困难的。一个积极和谐的社会缺少的不是批判者，而是建设者。

  以我个人的治学实践为例。我一直努力遵循“读经典、读社会、读时代”的理念。读经典，让我们知道我们站在何人的肩膀上；读社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身边的环境、我们与谁在一起；读时代，让我们鉴古知今观未来，让自己理解身处的时代洪流。秉着为推动中国发展尽绵薄之力的初心，在构建新理论方面，我通过长期企业调研提出了“技术与组织的相互建构论”。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我通过观察淘宝村等现象，归纳出“互联网资本”理论，提出了从“数字鸿沟”到“数字红利”的转化路径。面对人工智能挑战，我提出了“算法为人”的倡导，主张将社会价值融入数智产品。从20多年前追踪企业信息化开始，我一直试图用知识推动数智技术的普惠应用。

  我感到，当前社会学研究确实存在一些不足。部分研究过于“书斋化”，沉迷概念游戏，脱离社会实践；部分研究过于“碎片化”，缺乏对社会整体的关怀。究其原因，一是部分学者缺乏“为人民做学问”的责任感，没有把回答真问题作为出发点；二是学术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鼓励短平快的“论文生产”，而非“十年磨一剑”的深耕。

  社会学研究如何避免“纸上谈兵”？我个人的理解，一方面，要真正读懂“社会”这本大书。我带学生调研时反复强调：你们不要把自己当成高材生，而要成为听老百姓上课的学生。要沉到田埂上、灶台边，记录真实的生活细节。另一方面，要有建设性的态度。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提出解决问题的最优解才是学问的价值所在，我们要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最好的选题，往往蕴藏在时代洪流之中

  记者：您曾撰文写道：中国在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优势，无疑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发展提供了几个世纪以来最有利时机，甚至是一个创新风口。请问数智时代为人文社科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应该如何回答数智时代提出的人文社科之问？怎样充分抓住这个风口，发挥人工智能作用，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发展？

  邱泽奇：当今世界在数智技术维度是一个极不平衡的世界，一边是世界上还有大量人口没有接入互联网，另一边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以天为单位快速发展迭代。当前，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处于全球前沿阵地，这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而言是难得的时代机遇、技术机遇、场景机遇。

  我们处在技术创新与发展的第一方阵，也让我们遇到的社会问题处在最前沿，比如数智普惠的理论和实践、数智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个人隐私保护与数据有效流动平衡、数字鸿沟向数智鸿沟的演化与发展，等等。回答这些问题，正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良好机遇。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回答的人得身在其中，要懂得相关科学的基本原理与技术，会用前沿技术来解答问题。为此，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同仁首先得融入这个时代。

  与此同时，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切忌“两耳不闻窗外事”。数智时代，多模态的数据、各色海量信息、各种高效率的工具，使研究日益便利，甚至敲入一个问题向人工智能求助，就能获得很多答案。但如此“浮于表面”“坐而论道”，恰恰背离了社会学的“初心”。社会学的最大魅力和意义，正是作为立身之本的田野调查，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绝知此事要躬行”。

  记者：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在您看来，时代的发展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哪些新问题？学者应当如何立时代之潮头，为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

  邱泽奇：我们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为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

  结合我的观察，时代的发展至少提出了以下几类新问题。首先是“人机共生”的社会结构问题。我们如今生活的社会，不再是一个单纯由人类组成的社会，而是一个由人类与机器共同组成的社会。人工智能拥有了远超人类的存储力、计算力和学习力，开始影响人类的思考。社会学需要重新解释旧现象，更要解释人机社会的新现象，如算法偏见、信息茧房、平台霸权等。其次是“个体化与平台化”的矛盾问题。数字时代，社会越来越个体化，经济越来越平台化，个体与平台之间的权力不对等衍生出数字鸿沟、数据隐私、劳动者权益等一系列问题。最后是“观念分化”的治理问题。算法推荐加剧了观念极化，如何在保障自由的同时凝聚共识是紧迫的治理难题。

  学者如何立时代之潮头，为人民述学立论？一方面，要有“推己及人”的本心，感受百姓的喜怒哀乐。另一方面，要有建设者的担当。我们不但要“志在富民”，更要“志在为民”“志在惠民”，将个人学术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做有温度、有担当的学问。

  （本报记者 刘华东 邱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