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越

今年，脑机接口首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与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6G等并列，被明确为“培育发展的未来产业”。信号迅速传导——“十五五”规划纲要作出前瞻布局。国家医保局为脑机接口技术单独立项、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发布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意见、中国首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也正式实施。政策的高密度释放，让整个产业的发展节奏加快。

资本和市场的反应向来敏锐。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为32亿元，同比增长18.8%，预计到2027年将攀升至55.8亿元。上海、北京、杭州、深圳等重点城市，正依托各自的科研、临床、工程和产业链优势，争夺这一未来产业的区域生态位。

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追问当这项交叉学科加速奔向产业化，它所催生的“脑机接口经济”有多大想象空间？在技术突破、伦理治理与资本热望之间，那道现实的边界又在哪里？

从实验室到国家战略

脑机接口于今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不是一次简单的概念升温。在天津大学副校长、脑机交互与人机共融海河实验室主任明东看来，这是国家面向新质生产力和未来产业竞争作出的前瞻性判断。近年来，中国脑机接口的发展早已不是单点突破，而是呈现出“芯片—算法—系统—标准—临床/工程场景”全链条推进的态势。以明东团队研发的“神工”系列为例，相关成果已在临床脑机康复、脑功能评估调节乃至太空脑机交互等多个领域形成示范。“脑机接口贯通脑科学、人工智能、微电子、材料科学、医学和智能装备等多个前沿方向。”明东说，“它既服务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也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和经济发展主战场的典型技术。”

从更高的社会维度审视，脑机接口的产业化意义早已超越医疗器械创新的范畴。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表示，脑机接口具有典型的新质生产力特征，不仅高度依赖前沿技术的融合，还将推动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甚至社会组织形态的深刻变革。短期看，修复型脑机接口在医疗康复、失能辅助、神经疾病治疗等领域最具产业化前景；中长期看，它可能与具身智能、智能机器人、数字医疗形成联动，成为影响全球经济格局的重要引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杨东认为，脑机接口被纳入国家未来产业，本质上是一种基于国家安全、民生保障、产业变革和法治前瞻的综合战略判断。它与互联网、人工智能产业的显著差异在于，技术迭代周期更长、合规约束更强、商业化更克制、伦理门槛更高。“当前政策的重点，并非单纯的技术扶持，而是坚持试点先行、立法建制、风险可控、权益保障并行。”

政策端已然吹响集结号，技术端则呈现出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脑机接口的技术路线，目前已形成非侵入式和侵入式两大方向。明东认为，从技术路线看，中国应立足自身优势和应用需求，坚持侵入式与非侵入式双向协同并进。“侵入式脑机接口在特定疾病治疗和高精度科研中具有重要价值，而非侵入式因安全、便捷、可重复使用，更具普惠性和规模化应用潜力，产业前景更为广阔。推动高性能无创脑机接口技术供给侧走向成熟，才是脑机接口迈向大规模未来产业的关键。”明东说。

然而，行业的热度与底层技术的成熟度之间，横亘着一道鸿沟。明东解释说，脑信号极其微弱、个体差异极大，要求器件、芯片、算法和临床闭环必须全面补链。产业层面，许多企业仍缺完整的技术链和人才链，导致技术发展容易滞留于实验室演示阶段。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李珍从宏观的视角观察到，制约脑机接口经济发展的因素较多，涉及社会认知、伦理监管等多个层面。侵入式技术最具突破潜力，却因开颅手术而社会接受度极低。“绝大多数人排斥此类风险，迫使产业重心转向非侵入式方案，但后者在信号精度与信息吞吐量上存在天然局限。”此外，公众对脑机接口的基本原理、数据权利与使用边界也认知不足，容易产生非理性恐惧或过度期待。

加强伦理规范、技术标准和

法律规则建设

脑机接口直接触及人类神经活动，其在伦理、标准和法律上面临的挑战远比一般信息技术更为深刻。

2024年2月，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人工智能伦理分委员会研究编制了《脑机接口研究伦理指引》，明确保障健康、提升福祉等六项基本原则，意在指导脑机接口研究合规开展。然而，当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发展，现有伦理治理框架在思维隐私、人格同一性、认知自主权、责任归属等方面仍显滞后。

李珍将脑机接口的伦理风险概括为三个层面。第一是认知自由与人格同一性。侵入式技术可能改变个体的行为方式、情绪状态乃至人格特征，主体能动性与技术自主性的边界将趋于模糊。第二是精神隐私风险前所未有。大脑数据暴露的健康状况、心理特征等信息，远超传统隐私保护范畴。第三是增强型脑机接口可能催生“脑际鸿沟”，使无力或不愿接受技术的人沦为新型技术弱势群体，加剧社会不公。

在伦理规范之外，标准层面也在加速布局。今年年初以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聚焦脑机接口，先后发布多项推荐性国家标准。今年4月，中国生物技术发展中心发布了侵入式和非侵入式脑机接口两项临床研究备案指引。明东表示，当前政策重点包括完善长期投入和风险分担机制、坚持重大临床需求牵引、加快标准与伦理监管体系建设，既为技术攻关和产业转化提供稳定支撑，也为产业健康发展划定边界。

法律层面的困惑则更加具体。马一德分析，脑机接口最大的特殊性在于，它可能绕过人体外部器官，直接接触、读取甚至影响人的神经活动。而神经数据具有高度私密性，更可能影响人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和自主决策能力。他提出，中国目前尚无专门的脑机接口立法，既有的人格权基于传统技术背景构建，无法为自然人在精神层面的安宁提供针对性保护，对“精神自主”“神经安全”等新型权益缺乏制度设计。

从法益属性切入，杨东认为，脑机接口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经济最核心的差异，在于权利客体的人格化与数据双重属性。传统数字经济以普通数据为财产客体，资本主导分配。但脑机接口处理的神经数据，既是人格隐私，也具备数据财产价值，且人格权绝对优先。杨东建议，应推进监管沙盒试点，划定可控试验区，为立法积累实践经验；同时加快专项立法，构建神经数据隐私保护、数据财产确权与权益分配规则体系。

临床伦理同样不容回避。湖南师范大学人工智能伦理研究中心主任李伦特别提醒，目前侵入式脑机接口技术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必须建立在充分的动物实验基础之上。他强烈建议，应将“研究型病房”更名为“临床研究专区”，以严格区分“研究者—参试者”关系与“医生—患者”关系。

区分严肃场景与科幻的边界

厘清伦理与法律的激流之后，产业最现实的拷问是，脑机接口经济的真实边界究竟在哪里？明东将边界概括为三个关键词——真实需求、真实市场、真实收益。“脑机接口是极具前景的前沿技术，但越热越要冷静。”明东说，真正的大规模产业，不可能靠人简单植入一个脑机接口，而要靠高性能、无创化、低成本、易使用的技术成熟和落地化方案。

马一德认为，当前最现实、最可落地的产业方向，仍是修复型脑机接口，例如，瘫痪患者的运动控制、失语修复、神经疾病治疗等医疗场景。这类技术具有明确社会价值，也能纳入现有医疗器械监管体系。相比之下，“意识上传”“记忆增强”“脑联网社交”等概念，仍带有较强的科幻色彩和夸大表述，距离真正产业化还有巨大的技术和伦理障碍。他提醒，目前部分企业可能过度夸大“认知增强”等功能，诱导市场投资和消费者需求，但相关技术的安全性、长期影响和伦理后果仍缺乏充分验证。

从产业现实观察，脑机接口经济已呈现出清晰的非对称格局。据统计，中国脑机接口企业中，采用非侵入式技术路线的占比超过八成。这类技术在教育、娱乐、健康监测等领域已拓展至消费级产品，但受限于信号保真度，仍需通过新型干电极材料、柔性电极等方案持续优化。而侵入式医疗修复领域则长期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商业化进程刚刚起步，整体规模仍然十分有限。

治理层面的共识，是建立以风险分级为核心的监管体系。6月，国家药监局发布的分类界定指导原则，正是这一思路的制度化体现——侵入式、植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按最严格的第三类医疗器械管理；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用于疾病治疗、功能代偿或康复训练的，原则上按第三类管理；而预期用于非医疗目的的功能增强类、娱乐交互类、日常辅助类产品，则不作为医疗器械管理。于此，医疗级与消费级的监管边界瞬间分明。杨东总结道，脑机接口作为涉及人格权益、数据安全与人工智能融合的前沿交叉议题，其现实边界是“法律红线、伦理底线与技术上限的统一”。他说：“应让技术在法治轨道上，服务人的尊严与公共福祉。”